條件式入學

　　回望過去65年，如今的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也是美國最大的債主，希拉里·克林頓說中國已經成為美國的銀行)、製造業第一大國（美國崛起百年後第一次丟掉此冠桂）、210種工業產品產量全球第一（人類歷史上只有英國和美國曾有此榮耀）、鋼產量超過世界的50%（近8億噸，超過其他十大產鋼國的總和）、汽車消費第一大國、尚未自由兌換的人民幣流通量超過歐元居世界第二、全球第三大對外投資國、世界五百強86家企業入圍居世界第二、世界十大銀行中國占有四家並居第一名，與金融大國美國分庭抗禮、全球十大港口中國占據8席。
　　建立在經濟實力基礎上的則是科技、軍事、航空、基礎設施、體育、文化的起飛：載人、登月第三大航空大國、擁有核武器、航母的軍事大國、專利申請世界第一、高鐵第一大國（通車裡程占全球50%以上）、更是信息時代網民全球第一（美國人口的兩倍）、移動電話持有量全球第一（超過11億用戶）、世界數一數二的體育大國。
　　令人眩目的速度和令人驚嘆的成就，使得中國成為全球研究的焦點，試圖找出這一人類歷史上最大奇跡的原因。然而，要追溯這個新世界的源頭，還要來到歷史原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新中國完成了五百年來頭件大事
　　1949年的紅色革命，如果從1840年以來的歷史範疇，一般認為其巨大的歷史貢獻有二：一是民族獨立、主權完整。二是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但如果從更大的歷史視野來看，僅僅這兩點顯然無法涵蓋這場革命的意義。
　　旅美歷史學家黃仁宇從“五百年的大歷史”反思，認為明朝以降，中國之所以落後，未能演變為現代國家，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沒有建立起國家預算體制，也沒有通過嚴格的國家預算、稅收體制建立起發鈔體制。造成這種後果的根源就是中央政府沒有能力把管理之手建立到中國的社會基層。事實上，中國縣以下基本處於無人管理的自治狀態。
　　只有到了1949年的紅色革命，才改變了這漫長的歷史。在黃仁宇眼裡，新中國成立以來所確立的建立獨立自主的財政貨幣體系的努力，是500年來頭一件大事。無獨有偶，海外另一位學術巨擎鄒讜先生也有類似的角度：只有上看貨幣財政獨立，下看基層組織建設，才能“掌握中國長期革命的真實性格”。
　　毛澤東與周恩來在開國大典上
　　中國比印日等“民主國家”更平等
　　除了從歷史的視角解讀這場革命，還有國際對比。我們知道，印度和日本一個是全球最大的民主國家，一個是亞洲最發達的民主國家。然而，不可思議的是，這兩個國家卻存在著嚴重的社會不平等。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在瑞士發表的2012年全球性別報告，日本和印度男女不平等程度在135個國家中分別名列第101名和105名，遠遠低於眾多非洲國家、中東國家。中國是第69名，名列亞洲最佳五強行列（該指數都分列各洲前五名國家），優於歐洲的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和匈牙利等國。
　　當然印度由於還廣泛存在著種姓制度，其不平等並不僅僅限於性別。目前印度低種姓超過全國人口的一半，也就是說一半以上的群體遭遇到全方位的歧視，再加上廣大受歧視的婦女，等於說在印度，絕大多數公民是二等公民。
　　應該說人類歷史上，不同文明和國家都出現過男女不平等和種族歧視的現象。但相對而言，只有發生了社會革命的國家，才能根本改變。和男女平等類似的，還有土地改革。也是只有通過革命才能夠得到解決。假如平等問題和土地問題沒有解決而移植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則基本上再無改變的可能。
　　美國著名學者邁克爾·羅斯金在其名著《國家的常識》一書中提到印度這樣一個細節：當一輛汽車陷在泥里的時候，上層種姓的人在座位上等，而下層種姓卻出去推車。於是作者的一位朋友憤怒了，大喊道：“這個國家要運轉起來，要麼需要一個約翰·D·洛克菲勒，要麼需要一個毛澤東”。
　　除了歷史和國際視野，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參照系：人口規模。人口是一個文明誕生和傳承的載體。中國在清康乾盛世之時人口達到空前的4億！然而自此之後的一百五十多年，直到1949年，中國人口再無多大增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中華民族才又一次出現了人口迅速增長的歷史現象，以致上世紀70年代不得不進行計劃生育，但到現在人口依然高達13億。人口的增長取決於生產力的發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醫療條件的改善。這可從另一個角度理解這場革命帶給中國的巨大變化。
　　中國經濟奇跡並不僅僅在奇跡本身
　　理解了中國革命成功的意義，再來看之後的經濟奇跡。這裡需要一提的是，雖然經濟奇跡產生於1978年之後的改革開放，中國人均壽命和識字率增長最長的時期恰是在前三十年。雖然此時中國的人均GDP落後於世界，但人均壽命卻明顯高於同等水平的國家。由於人均壽命取決於眾多的經濟和社會變量，它更能反映一個國家真正的發展水平。
　　應該說，中國經濟奇跡並不僅僅在奇跡本身，而是奇跡的規模、創造奇跡的難度和取得奇跡的方式。
　　和人類歷史上其他國家的發展相比，中國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其難能可貴之處有三：一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十億級超大規模的國家的發展，其代表性和說服力遠非百萬級、千萬級的國家所能比，或者說中國的模式才更有普世性。二是同時進行經濟轉型（從計劃向市場）和社會轉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人類歷史上堪稱空前絕後，其難度可想而知。西方有這樣的評論：這如同在一枚硬幣上讓一艘航空母艦進行180度轉向。然而，中國竟然奇跡般地做到了。三是中國完全是通過自我積累發展起來的，既沒有對外掠奪和殖民，也沒有對外轉嫁矛盾和危機，完全是一種和平的、多方受益的發展模式。
　　不僅如此，在這個過程中，中國還成功應對了外部環境的巨大衝擊和變革：蘇聯解體、東南亞經濟危機、全球化、加入世貿、恐怖主義的泛濫、全球經濟危機。
　　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中國已經走在了前面
　　要全面理解中國成就之不易和偉大，同樣也還是要借助國際對比。我們不妨再看看亞洲的日本和印度。
　　日本在二戰前就已經完成工業化，是世界五強之一。這也是它在二戰期間能夠同時挑戰美國、英國、中國以及俄羅斯等世界大國的原因。二戰它雖然是戰敗國，但技術和人力資源優勢仍在。而且它在美國的軍事占領和保護之下，享有巨大的和平紅利。由於冷戰的因素，得到了美國單方面的貿易優惠。60年間，它沒有發生過戰爭、內亂，沒有走過任何彎路。
　　但就是這樣一個國家，發展到今天，它的債務占GDP的比重全球第一，高達225%——其政府預算中的一半要靠借債！2012年，二度成為首相的安倍推出大膽而又冒險的經濟刺激政策，號稱日本的“量化寬鬆”。結果到現在，經濟增長依然乏力，而且儘管日元針對美元貶值20%，日本卻迎來了歷史是前所未有的、高達1120億美元的貿易赤字，比上一年度暴增65%。
　　印度1947年獨立建國，被認為接收了其殖民時代宗主國英國留下的民主、法治、行政體系以及流行全球的英語等優勢資產。雖然前30年，發生過三次印巴戰爭、短暫的中印戰爭、全國性動亂引發的長達一年半（19個月）之久的全國戒嚴，但總體上來講，其彎路要比中國小得多。儘管如此，1976年“文革”結束時，中國整體上仍然略優於印度（中國曆史上唯一一次落後於印度是中華民國時期）。
　　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代之後，印度和中國的差距迅速拉大。據印度媒體分析，經濟發展上，它比中國落後10年，社會發展上，則落後30年。印度今天的GDP為1.8萬億美元，相當於中國2002年的水平。貧窮人口比例，印度也相當於2002年時的中國水平。城市人口水平，印度僅相當於中國1995年時的水平。在改善衛生條件上，中國領先印度17年。兒童死亡率，印度僅相當於中國1980年代以前的水平。世界還記得，2012年7月31日，印度發生了11年來最嚴重的斷電事故，全國超過一半地區、約6.2億人無電可用，受影響人數超過歐盟國家人口總和、美國人口的兩倍。這不僅是印度10餘年來最嚴重、也是全球歷來最大規模的停電事故。此時世人也才知道原來這個全球最大的民主國家，竟然有1/3的家庭所獲得的電力供應，還不足以點亮一個燈泡。
　　儘管印度擁有全球最多的耕地，但根據國際食品政策研究所2011年全球饑餓指數(2011 Global Hunger Index)顯示，印度在81個國家中排名第67位（中國是第4位）——後33位被指饑餓是最主要的威脅，有兩億人的食品安全得不到保障，是世界上饑餓人數最多的國家。(全球饑餓指數根據一個國家營養不良人口的百分比，五歲以下體重過輕兒童的比例以及五歲以下兒童的死亡率等指標來衡量饑餓程度。)2012年1月，印度總理辛格將印度的營養不良問題稱為國家的恥辱，因之前的一項調查顯示，印度有42%的兒童體重過輕。
　　至於全球發達地區的美國和歐盟，卻也都面臨著內部的嚴重政治內耗、經濟增長乏力、債務負擔沉重的巨大挑戰。
　　今天的歐盟，人口只占世界的9%，國民生產總值只占全球25%，而福利開支卻占世界的50%。高福利制度忽視市場配置機制，片面地強調提高勞動者保障水平，加重了企業社會稅費負擔，使其無法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勝出。不少歐洲企業都將實業轉移到其他地方，這就是歐洲產業空心化的原因。高福利制度還積累了債務風險。現在所有發達國家的公共債務占GDP比重都接近或超過100%。更重要的是高福利制度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了歐洲人的國民性，歐洲人由朝氣蓬勃變成老氣橫秋，由冒險進取變成貪圖享樂。面對歐洲糟糕的經濟形勢，習慣了舒適生活的歐洲人很難共克時艱。更何況歐洲65歲以上的老人比例達到16.5%，遠超7%的國際警戒線，人口老齡化十分嚴重。社會對福利要求越來越高，而經濟水平不斷下滑，這二者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
　　美國也面臨著類似的問題。除了借貸消費拉動增長的方式無法再持續外，美國的生活方式也到了必須改變的時刻：一個人口只占全球的5%，但卻消耗世界25%的資源，其人均能源消費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五倍，這顯然是無法持續的。
　　雖然歐盟和美國的方式既不公平也不可持續，但在大眾民主的時代，要想忤逆民意進行改革，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先進制度保障軍事勝利
　　最後再回顧1840年以來中國的近代史，我們顯然無法迴避中華人民共和國另一個巨大的貢獻——對外戰爭的百戰百勝。
　　眾所周知，1840年西方憑藉野蠻的武力打開中國大門，憑藉強捍的武力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但1949年之後，在冷戰的背景下，中國主動或被動的參與或發起對外戰爭。對手既有當時世界最強大的兩個國家美國和蘇聯，也有新興的印度、越南。但不管哪一次中國都沒有再現滿清和中華民國被動挨打、任人宰割的屈辱。相反是一場又一場以強勝弱或者以弱勝強或者平強的結局。尤其重要的是，這些戰爭和過去一百多年的戰爭不同，沒有一場是在中國境內發生的：要麼在境外迎敵，要麼在邊境上的對抗。
　　面對1840年以來一而再的軍事慘敗，不管立場有何不同，一致的看法是制度之敗。那麼1949年以來的軍事勝利是不是應該按同樣的邏輯歸於中國的制度先進呢？
　　中國今天創造的奇跡，從中華文明史的角度看，其意義並不僅僅在於經濟、國際地位或體制建設某個單一維度上，更重要的是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結構。今天的中國不再是一個傳統社會，一個農業社會，而是一個商業社會、工業社會，並且幾乎和全球同步進入信息社會。中國也終於從農業文明進入工業文明。也正是由於全球化、工業化、城市化，中國也終於打破朝代更替、自我循環的發展演變模式。從這個角度講，中國的崛起真正是“幾千年未有之變局”。　　（原標題：宋魯鄭：如何理解新中國的巨大成就？）